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阐释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不确定性加剧的当下，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价值共识、实现路径等重大议题的关联性研究，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理表达，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紧迫而重要的学术任务。7月26-27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阐释”研讨会暨2025年“三省一区”哲学高峰论坛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与会学者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基础、中华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哲学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注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性反思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阐释对于澄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前提、内涵本质与普遍价值，推动这一理念走向纵深具有重要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根基是现代社会异质性的凸显，回应“如何在异质性中寻求共同生活的伦理之道”，无论是西方现代化还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的突出课题。对此，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贺来提出“为他人的个人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可以在超越“我”与“我们”的对立中创造共同生活，为兼容的普遍主义的共同生活秩序的生成提供了条件。如果把这里的“个体”，理解为异质性的民族国家、文明形态等，实则是提出了现代社会伦理构建的新路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伦理价值基础。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实性与价值性的辨析不仅关乎概念的界定，更涉及对人类共同生活理想的追求与实践路径的选择，有助于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定位与作用。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胡海波认为，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阐释需要关注意识形态和学术的关系，需要注意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尚是一种理想和追求，它更加侧重价值性问题。同时，应借鉴类观念和类思维，以类共同体的观点和思维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内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丰富，呈现出整体性研究和要素部分研究两个特点。“命运”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引起关注的另一个核心关键词。内蒙古大学原副校长张吉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概念进行了中西方哲学史的考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命运观强调天意和人为、必然和自由的动态平衡，既非完全宿命也非完全人命。西方文化传统如古希腊悲剧体现了命运的必然性和不可抗拒性。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遵循“命运”是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暂时情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命运”概念蕴含着对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未来的思考，它强调了人类命运的客观依存性、价值共同性、责任共担性和未来共创性。

从宗教角度阐释人类命运多元多变，难以达成共同体命运，而马克思宗教理论的创新在于其揭示了从宗教角度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论困难。辽宁大学哲学院院长叔贵峰认为，马克思宗教理论的自主创新性在于突破了以往对宗教的理解，对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指导价值。在理论科学性上，创新应有所追寻，不能背离马克思的观点；在现实观念的维护性上，要立足于现实理解宗教产生的根源，不能单纯追求观念的改变；在主体作为的人类性理解上，要认识到宗教的存在与人类的自我异化相关，不能简单地将宗教视为迷信或落后。

中华文化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尤其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和谐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独特视角和丰富的思想资源。通过挖掘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和谐理念，可以促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理解，推动全球共识的形成。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完全有资格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议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高文新认为，西方政治人物言论（如布林肯的“零和游戏”）表明西方文化无力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核威胁、生态危机等人类命运问题，而且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使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陷入困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启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吸收“和为贵”的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天下一家的世界观、和而不同的文化包容论以及华夷互变的文化观，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统一性与多样性结合、包容性和开放性。吉林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邴正表示，中华文化的这些精神不仅在国内凝聚共识，更在国际间促进理解与合作，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弘扬这些理念，可以逐步消解文明冲突，推动构建一个和谐共生的世界秩序，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西方共同体存在利益共同体与荣誉共同体长期纠缠、以正义为导向的制度化法权思维与自然的生活共同体相互渗透的问题，而中国的生生之体强调利益共同体和教育的作用，通过礼乐维系的教化成功解决了共同体的小大之难。而新时代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完成了对传统文教共同体的现代化重构，是“两个结合”视阈下的新共同体理论的守正创新。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闫恒表示，从哲学属性看，新共同体理论强调正确处理一体与多元的辩证统一关系，是的一体性更加突出，多样性更加丰富，一体性与多样性的联结更加“自觉自为”的共同体；从文化属性看，新共同体理论承接了传统文教共同体的同时又在“第二个结合”实践路径下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社会属性看，新共同体理论是团结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共同体，是对传统利益共同体的再造，是符合马克思“真正共同体”内涵的中国表达。

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路径的哲学探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存在经验主义与理念主义之争，在实际操作中应当充分借鉴和融合两者的优点和长处，既要注重实践探索，又要加强理论引领，以形成更为全面和有效的构建路径。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蒋红雨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经验论研究范式，强调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建立理解世界的理论价值。在尊重自然和人的关系上，要摆正人的位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守护者的姿态应对自然。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达成共识，不断建设完善。

文化深刻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陷入困境的文化原因在于西方世界基督教文化所包含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宫玉宽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出路在于，在人文文化上以中华文化为基础，注重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到整体系统、从精确化到模糊化、从极端主义到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转变，才能实现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再到美美与共，最后达到天下大同。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昕桐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反映了全人类的价值理想，是对更人道、更先进的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它代表人类共同利益的普遍性，是从世界各民族的“共善”凝聚起来的“共识”，它塑造了基于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的价值，达致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境界，展现出了现代化的普遍本质和理想形态。

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的灵魂，为讨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方法论启示。黑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姜华认为，实事求是的核心意蕴是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反对空谈，经历了由学术素养到哲学原则再到社会价值观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实事求不断被赋予新内容，成为当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从实事求是出发，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就是要寻找和探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进而探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

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陈高华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产生统治、竞争等影响。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需要稳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培育人工智能的政治导向力，重构人类当前的政治体系。

人工智能的行为模式与结果主义高度契合，其处理道德问题的底层逻辑完全符合伦理结果主义的基本要求，同时也为结果主义理念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支撑。辽宁大学哲学院教授吕梁山认为，结果主义导向的人工智能同样蕴含着不容忽视的伦理风险。人类亟需在人工智能与结果主义之外探寻新的解决方案，以确保精神层面的健康发展。

会议由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主办。